王跃朋的妻子小竹于1990年东渡日本留学，半年后王跃朋也随行到了日本。由于不会日语，想找份工作十分困难，好不容易他才在朋友的推荐下，到一家邮局找了份分发信件的差事。但王跃朋并不满足，他想挣到更多的钱。不久，王跃朋和妻子又在一家小酒屋找到一份晚工。小竹当待应生，而王跃朋的任务则是洗碗、倒垃圾、干杂活。夫妻俩白天到大学听课，晚上外出打工，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累得要死不说，钱还挣不多。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三个多月，后来在一些早期到日本的“老”人们指导下，王跃朋写了一些招收学气功和自然疗法学生的广告四处张贴，没想到还真的招了三个人。办学地点就在王跃朋的住所。王跃朋用中文讲解，小竹用日语现场翻译。这本来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深信王跃朋传授的气功很“正宗”。
　　经过不懈努力，王跃朋和妻子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同时，王跃朋也考上了东京医科大学的博士。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1992年5月王跃朋和妻子回家探亲，受到亲人们的热情款待。王跃朋的三哥时任县税务局副局长，还专程请假陪王跃朋夫妇到省城玩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三哥向王跃朋透露了想辞官经商的想法，希望王跃朋在县城投资修建一座宾馆。该县拥有省内著名的景点之一，旅游业发展势头十分可喜。
　　尽管小竹对投资一事坚决反对，但顾及血肉亲情，王跃朋开始不断地给三哥寄钱。当时王跃朋所传授的自然疗法和中国气功大受欢迎，学员越来越多，王跃朋在东京、横滨等城市相继开办了十余个班，月收入陡增到一百多万日元。小竹对王跃朋盲目投资非常担心，她认为在没有什么协议、合同的情况下修建宾馆，以后产权归属会有问题。但王跃固执地认为三哥不可能坑害自家的兄弟。
　　在一年中王跃朋共投入资金约2000万日元修建度假村，并口头委托三哥全权负责基建和经营管理。让王跃朋意想不到的是度假村用钱的速度快得公人难以置信，当王跃朋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后，三哥便让他在日本民间贷款，并寄了委托书和公证书。小竹认为三哥发疯了，因为日本民间的贷款利率高达20%，除非做毒品生意，否则谁敢去碰这种高利贷。但是，王跃朋觉得度假村刚建了多半，总不能就此断粮吧，所以他开始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找朋友借钱。到后来朋友们见了他就躲，生怕他又开口借钱。在极度的金钱压力下，王跃朋与妻子小竹之间也出现了裂痕，最后不得不分开。
　　1994年春节王跃朋回国。正赶上度假村开业，身为董事长的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更令王跃朋不解的是，三哥始终不肯告诉他度假村的投资、管理以及盈亏，就好像王跃朋完全是个局外人。想到度假村刚开业，王跃朋没好意思问经营的情况。
　　1996年王跃朋再次回国，发现三哥既是总经理又是会计，度假村的财务管理一片混乱。当王跃朋提出每月要看一份营业报表，并不定期检查原始凭证时，三哥顿时翻了脸。王跃朋与三哥生平以来第一次大吵了一架。后来在老父亲的主持下，王跃朋才查看了部分度假村的有关文件，王跃朋这才发现，早在两年以前，三哥就背着他把度假村的法人代表改成自己。这样一来，王跃朋简直就职了与度假村毫不相干的一个人。
　　在父亲主持的家庭会上，王跃朋前思后想以后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将度假村作股分成，三哥管理有功占3成，二姐身体不好可报销全部医疗费，父亲年迈每年领养老金2万……然而，王跃朋的这一建议却遭到了三哥及家人的强烈反对。1999年，王跃朋迫不得已将自己的三哥造上了法庭。

点评：
　　亲情永远不能替代法律。投资一个项目必定要完善各类手续。如果做事情总是顾及亲情，那么最终自己也就成了亲情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