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建筑师》2005年第二期


Abstract: The weakness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original idea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discipline in China ascribe partly to the shortness of foreign architectur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hich hasn’t been improved virtually. It does prevent the architect and the education field from making progress in professional qualities which leads no way to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rchitectural practice. Architectural community needs a systematical translation.
Keywords: Systematical Translation, Architecture, the Select Primary Texts, Translator’s Standard

翻译[1]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文学类、思想类和科技类，我认为建筑学著作翻译则介于科技类和思想类之间，因为其兼具技术、艺术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基本上不会有人把“大师作品集”视为科技书籍，也不会有人把建筑科普读物视为科技书籍，因此，这里所谈的翻译，内容定位在一级学科的建筑学作为科技和思想类著作的翻译输入，而非翻译技巧、翻译理论和翻译输出，读者定位在大学和研究生程度。


读者群

作为一个科技输出量少于输入量的国家，我们科技教育的资源信息——而不是科技研发——的确需要仰赖良好的翻译。科技领域中最顶层的研究阶层，并不存在翻译的需求[2]，但是教育阶层和研究者亟需大量的优质翻译，以补给国内严重贫血的高端技术读物。高端技术读物的读者群，一方面是国家未来科技研发的生力军，一方面对于技术的本质，还在学习阶段，对外文的掌握程度，大多还没能够成熟到可以快速而精准地吸收国外成果，他们阅读原版书或许问题不大，但不可能像阅读中文书那么快、那么印象深刻、那么有效率；另一个读者群是业界设计师和工程师，如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和室内设计师等。设计师永远在个案中探索，虽然技术水平和外语能力可能比起学生时代成长许多，但由于时间受到挤压，优质中译本的出现对他们的求知仍然不啻荒漠甘霖。

建筑学的边缘很模糊，与众多学科如人类学、地理学研究等存在着交叉关系，而这常常导致建筑学基本问题的迷失。当前国内建筑学界的泛领域化研究倾向，即经常从外来学科和交叉学科如语言学、结构主义、系统学中寻求研究的切入点，这固然是由建筑学本身的复杂性所导致，原本无可厚非，但是经得起读的中文建筑学术著作和论文近年来越来越少，行文也变得越来越晦涩、玄奥。《纽约时报书评》建筑专栏评论家路易·郝克斯苔布尔（Ada Louise Huxtable）在1980年的一段评语可为上述情形作一个生动的注解：


[1] 从翻译手段上，可分为口译、笔译、手势翻译和机器翻译；从原语和目的语角度，翻译可分为本族语译为外语，外语译为本族语；从处理方式角度，又有全译、摘译和编译等；方法上，又可粗略地分为直译和意译；本文特指笔译。
[2] 此外，André Lefevere说：对翻译进行批评和判断的，都能够阅读原文，也就是根本不需要翻译的人。参见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Nine Decades of Drama in the Unite States”, in Alvarez & Videl (eds.),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pp139；转引自（香港）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9年12月第一版，第77页。
“今天建筑师们写的那些文章大大超过了含糊性所允许的范围。这些文章用的是最晦涩、最神秘、最不明确的语言，随心所欲地从未经消化、又常引用失当的哲学思想或其他时髦学科的皮毛术语中借用而来。正像文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一样，那些无休无止的相互借用，以及半生不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使我们受尽折磨。微不足道的想法却用大话来表达；文章内引经据典，包括外来的资料以及作者本人的言论，名符其实的‘自我作古’。文化上的随波逐流简直是泛滥成灾。我们这些经常报道建筑动向的人，必须硬着头皮去啃大量的矫揉造作、拖泥带水的文章，以便从中发现洞察力的一缕闪光、评论意见中埋在深处的一粒沙金，以及寻找据说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反对革命的革命’的入门钥匙”。[3]

在建筑学学科因外部学科的冲击和内部理论构架的部分塌陷而充满危机的今天，国内动辄泛领域化研究的倾向与建筑理论、创作理念的苍白之间的落差和尴尬，却让我得出一个听起来近乎刺耳的事实：建筑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荒芜和失缺。

对于建筑学本体的研究，将其界定在特定的建筑自身的领域，以获得建筑学或建筑的独立性，即是“自治的建筑学”（德文：Autonomen Architektur）一词的含义，例如艾美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著有：《从勒杜到柯布西耶：这门自治的建筑学的起源和发展》（Von Ledoux zu Corbusier.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autonomen Architektur）。[1]建筑学要获得独立性，离不开学科自身范畴的相对完备，系统译介国外建筑学著作正是学科范畴内建设的基石之一，在没有系统译介的基础上奢谈学科建设和培养世界级建筑师无疑是天方夜谭。其中隐含着一个问题：有外文阅读能力的人，需要中译本吗？我相信中译本对于绝大多数读书欲望尚存的设计师和研究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前提是值得信赖的译者和值得信赖的出版社。

建筑翻译概况

大陆建筑界有组织地翻译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汪坦先生主持翻译了一套11本的《建筑理论译丛》，按出版时间计有《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1750~1950》（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 1750-1950）[1]、《现代设计的先驱者》（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2]、《人文主义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3]、《形式的探索：一条处理艺术的问题的基本途径》（Search for form: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art）[4]、《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Design i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3] Huxtable, Ada Louise，“现代建筑的困境”（The Troubled State of Modern Architecture），《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 May 1980，第22-29页。
[4] Hanno-Walter Kruft, Geschichte der Architectur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85, p565, Note 175: Die Wichtigsten Veröffentlichungen von Emil Kaufmann: Von Ledoux zu Corbusier.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autonomen Architektur, Wien 1933(franz. Ausg. 1963; ital. Übers. Mailand 1973); Three Revolutionary Architects, Boullée, Ledoux and Lequeu,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S., 42, 1952, pp. 429-564;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Reason (1955), New York 1968.
[5] （英）彼得·柯林斯（Peter Collins，1920-1981年），《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1750~1950》（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 1750-1950），英若聪译（根据1965年英文版再版本译出），南舜薰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7年11月第一版；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作序，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第2版，伦敦，1998年，英若聪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3年8月第一版。
[6]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Thames & Hudson，伦敦，1985年；王申祜、王晓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4年10月。注：1987年9月建工版中译本根据1949年英文版（出版社Museum of Modern Art，纽约）再版本译出，版权不详。
[7] （英）乔弗莱·司谷特（Geoffrey Scott），《人文主义建筑学：情趣史的研究》（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Norton，纽约，1974年再版本，张钦楠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书名似应译作《人文主义的建筑：关于鉴赏力历史的研究》。
[8] （美）沙里宁（Eliel Saarinen），《形式的探索：一条处理艺术的问题的基本途径》（Search for form: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art），Reinhold Publishing Co.，1948年；顾启源译（根据1948年再版本译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9年10月。
and the Human Sciences）[9]、《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10]、《符号·象征与建筑》（Signs, Symbols and Architecture）[11]、《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The Meaning of Built Environment: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12]、《建筑体验》（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13]、《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14]和《建筑美学》（The 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15]，是大陆罕有的建筑精神食粮，在大量的论文中被引用。

汪坦先生谈及初衷：

“……只是近年来国际文化交往比过去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青年建筑师和教师、学生们面临着众说纷纭的外来理论的冲击——符号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建筑中的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方面为他们的没有成见、思想奔放而高兴，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那些不难察觉的人云亦云、见异思迁的迹象，把最旺盛时期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激动中。国外的这些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当然还有现代技术、电脑、数学模型等等各种领域。但也并非人世间的‘纯金’或天外飞来的‘陨石’。尽管和我国当前的情况有着时间空间上的实际差别，在它们里面仍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青年们追求知识迫不及待的热情时时在我身边鞭策着！……想弥补眼下外文水平较差原著又少见的缺陷，增添一些可以认真读的书。以后还可以选定一批陆续出版。……”[16]

1991年6月1日中国正式颁布实施《著作权法》，并鉴于当时中美政府于1992年1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17]的大背景，中国为了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18]和《世界版权公约》，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采取了许多自律措施。这套原定13本的未获得版权的丛书译出了上述11本，《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9] （英）勃罗德彭特（Geoffrey Broadbent），《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Design i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and the Human Sciences），John Wiley and Sons，1973年第一版； 张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0年3月，根据1977年英文再版本译出。
[10] （美）罗伯特·文丘里（Venturi Robert），《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Museum of Modern Art，1965年；周卜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1年5月；叶庭芬译《建筑中的复杂与矛盾》，尚林出版社，台北，1989年。
[11] （英）勃罗德彭特（Geoffrey Broadbent）、理查德·本特（Richard Bunt）、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合著，《符号·象征与建筑》（Signs, Symbols and Architecture），John Wiley & Sons Inc，纽约-伦敦，1980年；乐民成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1年5月。
[12] （美）A·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The Meaning of Built Environment: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1982年；黄兰谷、罗亮、林玉莲、蔡捷译，张良皋校，2003年8月第一版；《建筑环境的意义——非语言的交流途径》，施植明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台北，1996年。注：1992年9月建工版中译本未获版权。
[13] （丹麦）S·E·拉斯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建筑体验》（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MIT Press，1964年；刘亚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2年9月；译者同上，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拉斯穆生，《体验建筑》，汉宝德译，台隆出版社，台北，1970年第一版，1983年第6版，1985年第7版。
[14] （意）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Harper，纽约，1980年，郑时龄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1年9月。
[15] （英）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建筑美学》（The 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Methuen & Co. Ltd，伦敦，1979年第一版，刘先觉译，汪坦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2年9月第一版。
[16] 同上，第5页，汪坦，“中文版第一版前言”，1986年6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第三条第一款：中国政府将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中国政府将于1992年4月1日前向立法机关提交加入该公约的议案和尽最大努力使该议案于1992年6月30日之前获得通过。该议案通过后，中国政府将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加入书，于1992年10月15日前生效。（资料来源http://www.trdqkjj.gov.cn/tongrenzc/lawcode/FL9-12.htm）
[18]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国政府分别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递交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加入书。分别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资料来源http://www.china.org.cn/ch-book/zhishichanquan/knology2.htm）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与《建筑的意向》（Intentions in Architecture）[20]由于版权等事宜不再翻译。

其间还出版了一个《建筑师丛书》系列，系从大陆出版的《建筑师》期刊中的翻译连载重新整理出版，记有：《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Architecture as Space: How to Look at Architecture）[21]、《现代建筑语言》（Il linguaggio moderno dell’architettura）[22]、《外部空间设计》（外部空间の设计）[23]、《存在•空间•建筑》（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24]、《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ism）[25]、《城市的印象》（The Image of the City）。[26]

继而有共12卷的《世界建筑史丛书》（History of World Architecture），该丛书由Electa出版公司先以意大利文出版，授予其他出版社英文版权，建筑工业出版社获得中文版权，从原版书的18卷精选出12卷翻译并出版：《远古建筑》[27]、《希腊建筑》[28]、《罗马建筑》[29]、《罗马风建筑》[30]、《拜占庭建筑》[31]、《哥特建筑》[32]、《文艺复兴建筑》[33]、《巴洛克建筑》[34]、《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35]、《东方建筑》[36]、《伊斯兰建筑》[37]、《现代建筑》。[38]

[19]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Random House，纽约，1961年第一版。
[20]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建筑的意向》（Intentions in Architecture），Alien & Unwin Ltd，挪威奥斯陆（Oslo），1963年第一版。
[21] （意）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Architecture as Space: How to Look at Architecture），纽约地平线出版社（Horizon Press，New York，1974年1月），张似赞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原载于《建筑师》第2~9期；《如何看建筑》，张似赞译，田园城市，台北，2001 年 6 月。
[22] （意）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现代建筑语言》（Il linguaggio moderno dell’architettura），席云平、王虹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转译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8年出版的英文版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
[23] （日）芦原义信著，《外部空间设计》（外部空间の设计），日本彰国社，1975年，尹培桐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原载于《建筑师》第3~7期。
[24] （挪）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存在•空间•建筑》（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Praeger，纽约，1971年，尹培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实存·空间·建筑》，诺伯格•斯卡尔兹著，王淳隆译，台隆书店，台北，1980年6月第三版。
[25] C·詹克斯（Charles Jencks）著，《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ism），Rizzoli，纽约，1977年，李大夏摘译（根据再版本译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
[26] （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的印象》（The Image of the City），MIT Press，麻省剑桥（Cambridge，MA），1960年，项秉仁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0年7月；《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译自英文版第25版），华夏出版社，北京，2001年4月。
[27] （英）S·劳埃德（S. Lloyd）和（德）H·W·米勒（H. W. Müller），《远古建筑》（Architttura dello origin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Electa Editrice，米兰，1980年，高云鹏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9月。
[28] （法）罗兰·马丁（Rolan Martin），《希腊建筑》（Greek Architecture），Electa S. p. A.，米兰，1980年，张似赞、张军英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
[29] （英）约翰·B·沃德-珀金斯（John B. Ward-Perkins），《罗马建筑》（Roman Architecture），Electa S. p. A.，米兰，1979年，吴葱、张威、庄岳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月。
[30]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Hans Erich Kubach），《罗马风建筑》（Romanesque Architecture），Electa Editrice，米兰，1974年，汪丽君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月。
[31] （美）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拜占庭建筑》（Byzantine Architecture），Electa Editrice，米兰，1978年，张本慎等译，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3月。
[32] （法）路易斯·格罗德茨基（Louis Grodecki），《哥特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Electa Editrice，米兰，1978年，吕舟、洪勤译，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8月。
[33] （英）彼得·默里（Peter Murray），《文艺复兴建筑》（Renaissance Architecture），Electa Editrice，米兰，1978年，王贵祥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9月。
[34]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巴洛克建筑》（Baroque Architecture），Electa Editrice，米兰，1975年，刘念雄译，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2月。
[35] （英）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和戴维·沃特金（David Watkin），《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Neoclassical and 19th Century Architecture），Electa S. p. A.，米兰，1980年，邹晓玲、向小林、胡文成、徐铁城、潘龙明、李明章、乐勇译，黄天其、蒋家龙校，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6月。
[36] （意）马里奥·布萨利（Mario Bussagli），《东方建筑》（Oriental Architecture），Electa S. p. A.，米兰，1981年，单军、赵炎译，段晴校，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月。
[37] （美）约翰·D·霍格（John D. Hoag），《伊斯兰建筑》（Islamic Architecture），Electa Editrice，米兰，1975年，杨昌鸣、陈欣欣、凌珀译，刘壮羽中校，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9月。
[38] （意）曼弗里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和弗兰西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现代建筑》（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Electa Editrice，1976年，米兰，刘先觉等译[转译自英文版Modern Architecture，罗伯特·埃里奇·沃尔夫（Robert Erich Wolf），Harry N. Abrams，1980年，纽约]，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6月。
新近有：《国外建筑理论译丛》：《总体设计》（Site Planning）[39]、《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40]、《可持续性建筑》（Sustainable Architecture）[41]、《反理性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The Anti-Rationalists and Rationalists）[42]、《空间的语言》[43]。当年汪坦先生主持的《建筑理论译丛》中的《建筑美学》、《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在获得版权后经修订汇入其中。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城市设计》[44]、《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The Compact City: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45]、《拼贴城市》（Collage City）。[46]

另有一些单行本译著不以丛书出现：如《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47]、《建筑形式美的原则》[48]、《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49]、《建筑的古典语言》（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50]、《晚期现代建筑及其他》（Late-Modern Architecture and Other

[39] （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加里·海克（Gary Hack），《总体设计》（Site Planning），MIT Press，麻省剑桥（Cambridge, Mass.），1984年，第3版；黄富厢、朱琪、吴小亚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 1999年11月第一版。台湾译本：《敷地计划》，陈迈译，茂荣图书公司，台北，1981年第2版。
[40] （美）克里斯·亚伯，《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张磊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第一版，2003年4月（待查）。
[41] （英）爱德华兹（Brian Edwards），《可持续性建筑》（Sustainable Architecture），Architectural Press，1996年第一版，1999年第二版，周玉鹏、宋晔皓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3年6月。
[42] （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 J. M. Richards and Dennia Sharp）等编著，《反理性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The Anti-Rationalists and Rationalists），Butterworth-Heinemann Press，2000年，邓敬、王俊、杨矫、崔珩、邓鸿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第一版，2003年12月。 注：The Anti-Rationalists:Art Nouveau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1973. Rationalists: 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modern movement,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 1978
[43] （英）布莱恩·劳森（Bryan Lawson），《空间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Space），杨青娟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第一版，2003年12月（待查）。
[44] （美）埃德蒙·N·培根（Edmund N. Bacon），《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纽约，1976年5月，黄富厢、朱琪编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第一版，1989年2月；Penguin Putnam，中文修订版，译者和出版社同上，2003年8月第一版。
[45] （英）迈克·詹克斯（Mike Jenks）、伊丽莎白·伯顿（Elizabeth Burton）、凯蒂·威廉姆斯（Katie Williams）编著，《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The Compact City: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E & FN Spon，伦敦，1996年，周玉鹏、龙洋、楚先锋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4年6月第一版。
[46] （美）柯林·罗（Colin Rowe）、弗瑞德·科特（Fred Koetter），《拼贴城市》（Collage City），MIT Press, Cambridge Mass.，1984年，童明译，李德华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3年9月第一版。
[47]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陈志华译（转译自Frederick Etchells 翻译的英文版：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The Architectural Press，伦敦，1927年），天津科技出版社，1991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Les editions G. Crès et Cie21, Rue Hautefeuille, 21, Paris，吴景祥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一版。译者根据法文原本译出，出版社根据Frederick Etchells的1952年英文再版本校核，参阅该译本“出版说明”，第3页。
[48] （美）塔勃特·哈姆林（Talbot Hamlin）编辑，《建筑形式美的原则》（Forms and Func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Volume II: The Principles of Composi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纽约，1952年，邹德侬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2年。
[49]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年第一版，再版版本众多；原山等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8年；张钦楠等译，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3月；《近代建筑史：一部批评性的历史》，蔡毓芬译，地景出版，台北，2000年。
[50] （英）萨默森（John Summerson），《建筑的古典语言》（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Thames and Hudson，伦敦，1980年，张欣玮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1994年6月。
Essays）[51]、《世界城市史》[52]、《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The Sourc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53]、《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The City : 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54]、《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55]、《建筑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56]、《建筑的永恒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57]、《城市设计新理论》（A New Theory Urban Design）[58]、《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59]、《建筑的伦理功能》（The Ethical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60]、《从包豪斯到现在》（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61]、《建筑的艺术与技术》（Aesthetics and Technologyin Building）[62]、《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63]、《大地景观——环境规划指南》（Earthscape: A Manu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64]、《图解思考》（Graphic thinking for Architects & Designers）[65]、《西方造园变迁史：从伊甸园到天然公园》[66]、《风格与时代》[67]等（恕不一一列举）。

台湾建筑界有组织翻译影响比较深远的是由东海大学教授王锦堂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建筑译丛》，当年这些译本也是台湾珍贵的建筑精神食粮，关于这一段史料尚未见探讨记述，初步整理如下：《外部空间之构成》[68]、《社区与私密性》[69]、《近代建筑史》[70]、《近代建筑概论》[71]、《城镇与建筑》[72]、《建筑的演变》[73]、《体验建筑》[74]、《敷地计划——住宅群与环境

[51] C·詹克斯著，《晚期现代建筑及其他》（Late-Modern Architecture and Other Essays），Rizzoli，纽约，1980年，刘亚芬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52] （意）L·贝纳沃罗（Leonardo Benevolo），《世界城市史》（Die geschichte der stadt），Giu Laterza & Figli Spa，罗马—巴里（Roma-Bari），1986年，薛钟灵、余靖芝、葛明义、岳青、赵小健译，薛钟灵校，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3月第一版。
[53] （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The Sourc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Thames & Hudson，1985年2月，殷凌云、李宏、毕斐译，范景中校，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12月第一版。
[54] 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The City : 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MIT Press，1965年9月，顾启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6年。
[55] （美）芒福特（Lewis Mu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纽约，1961年第一版，倪文彦、宋俊岭译，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56] （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S·伊希卡娃、M·西尔夫斯坦、M·雅各布逊、I·菲克斯达尔-金，《建筑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王听度、周序鸿译，李道增、关肇邺、高亦兰、刘鸿滨审校，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2年2月第一版。
[57] （美）C·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建筑的永恒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年，赵冰译，冯纪忠审校，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2年2月第一版。
[58] （美）C·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H·奈斯、A·安尼诺、I·金，《城市设计新理论》（A New Theory Urban Desig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年，陈治业、童丽萍译，汤昱川审校，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2年5月第一版。
[59] （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MIT Press，1981年第一版，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译自1998年英文版第11版），黄艳译审，华夏出版社，北京，2001年6月。
[60] （美）卡斯滕·哈里森（Karsten Harries），《建筑的伦理功能》（The Ethical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MIT Press，1998年第一版，申佳、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北京，2001年4月。
[61] （美）汤姆·沃尔夫（T. Wolfe），《从包豪斯到现在》（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关肇邺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
[62] （意）P·L·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建筑的艺术与技术》（Aesthetics and Technologyin Building），黄运升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1月。
[63] （美）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芮经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9月。
[64] J·O·西蒙兹（J.O. Simonds），《大地景观——环境规划指南》（Earthscape: A Manu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程里尧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
[65] （美）保罗·拉索（Paul Laseau），《图解思考：建筑表现技法》（Graphic thinking for Architects & Designers），邱贤丰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2002年再版。
[66] （日）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从伊甸园到天然公园》，邹洪灿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11月。
[67] （苏）金兹堡（Гинзбург, M. Я. 1892~1946），《风格与时代》，陈志华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1年11月。
[68] （日）芦原义信著，《外部空间之构成》，王锦堂译，台隆书店，台北，1982年第3版。
[69] 查马耶夫·亚历山大，《社区与私密性》，王锦堂译，台隆书店，台北，1979年第一版。
[70] Joedi Jurgen，《近代建筑史》，孙全文译，台隆书店，台北，1982年第4版。
[71] 雷诺·班汉（Reyner Banham），《近代建筑概论》，王纪鲲译，台隆书店，台北，1975年第2版。
[72] S.E. Rasmus，《城镇与建筑》，宋伯钦译，台隆书店，台北，1974年第一版。
[73] 杜克塞迪斯，《建筑的演变》，王锦堂译，台隆书店，台北，1970年第2版。
[74] 参见注释13 （待校核）。
规划》[75]、《勒·柯必意》[76]、《阳光与阴影》[77]、《整体建筑总论》[78]、《赖特与凡德罗》[79]、《景园建筑学》[80]、《敷地计划》[81]、《都市意像》[82]等。另外，台湾也有一些单行本译著出版，如《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建筑》[83]等。总体观之，两岸的建筑译著品种有互补也有重叠，但都未能做到系统翻译；又由于制度和版权的因素，读者无法顺畅地获取，引为憾事。
汪坦先生和王锦堂先生都曾经感慨翻译的艰难，如今两位先生已乘仙鹤而去，“原著又少见的缺陷”尚有遗憾，后继乏力，尚不能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如今书店里的外版建筑类书很多，但很多是更适合于炒更者和官员补课的快餐类图书；不能就此认为这些书也培育了市场，事实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书给市场带来的有可能是伤害：不考虑作品的因素，它们的市场模式其实是他人不能复制的，因为其中一些甚至是直接盗版，内容以图片的大量充斥为特点，成了单价最高、又最轻率推出的一个书种，而且翻译质量堪忧；用非市场的手段征服市场，引起的后果可能就是杀鸡取卵，不在探讨之列。

与文学、哲学比较

翻译是一座桥梁，把一种语言（原语，Source Language）用另一种语言（译语，Target Language）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没有桥梁，普通读者无法到达彼岸。很多人读过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看过原始文本的人则不太多。这些书籍，很多人知道，很多人看过。一个好的翻译人才乃至一位大翻译家，对于国家社会人民的贡献，无远弗届，难以估计。民初严复先生翻译了《天演论》，在动荡大时代中引导多少热血青年救亡保种追求富强；当代的傅雷先生（1908~1966）翻译了许多海外文学经典，对文艺和美学贡献良多。

与文学界相比，哲学界做得也很好，如在政治伦理学领域，从古希腊至今的各个阶段的经典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罗马）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英）洛克《政府论》，（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英）穆勒《论自由》，（英国）哥德文《正式正义论》，（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俄）列宁《国家与革命》，（英国）伯林《自由四论》，（英）阿克顿《自由史论》，（美）海耶克《自由宪章》，（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意）莫斯卡《统治阶级》，（美）罗尔斯《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美）沃泽尔《正义诸领域》，（美）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事实与规范》。[84]
　　建筑界的情形则相形见绌：外国建筑学术著作的中文译介的匮乏局面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妨碍了很多建筑师和教育界专业素养的提升。时至今日，中国建筑师还没有像律师、会计

[75] 李察（Richard Untermann）、Robert Small，《敷地计划——住宅群与环境规划》（Site Planning for Cluster Housing），Van Nostrand Reinhold Co，纽约，1977年，茂荣图书公司，台北，1979年第一版。
[76] 查理·金克斯（Charles Jenks），《勒·柯必意》（Le Corbusier），王锦堂编，台隆书店，台北，1979年第一版。
[77] 马赛布鲁尔，《阳光与阴影》，钟英光译，台隆书店，台北，1984年第3版。
[78] 葛罗皮亚斯（Walter Gropius），《整体建筑总论》（The Scope of Total Architecture），纽约，1955年，汉宝德译，台隆书店，台北，1980年第4版。
[79] 彼得·布拉格，《赖特与凡德罗》，张春旺译，台隆书店，台北，1983年第2版。
[80] 西蒙德（J.O. Simonds），《景园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王济昌译，台隆书店，台北，1982年第3版。
[81] 详注释39。（最后核实）
[82] 凯文·林奇（Kevin Lynch），《都市意像》（The Image of the City），MIT Press，麻省剑桥（Cambridge，MA），1960年，宋伯文译，台隆书店，台北，1981年第4版。
[83] （德）犹根·伊奥迪克（Jürgen Joedicke），《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建筑》（Architecture Since 1945），李俊仁译，台隆书店，台北，1980年6月。
[84]那样以一种明确的角色独立于我们这个社会之中，建筑师既抱怨权力意志的干扰，又为设计构思和市场规则而分神，当面对一些尴尬的建筑形象和现象无法用教科书上简单的风格一一对应其复杂性时，建筑师或研究者欲理出一个逻辑形态完整的来龙去脉之际，不得不转向书本——但中文类建筑理论和译著的苍白现实，想从中捡出适用的只字片语往往不随人愿。

呼唤系统译介

想要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外国的科学，其途径必然要先从信、达、雅的翻译入手，翻译带给国家社会民众的贡献，不论是出于自己的认知，或是出于师长的耳提面命，大家一定都已知之甚详。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和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科学翻译。

佛经翻译历经千余年，如果不是历史上出了几位杰出的佛典翻译人才，如最著名的佛典译师玄奘、鸠摩罗什、法显、真谛，将玄奘带回来的梵文佛典翻译为中土文字，佛教和佛学不可能如此广泛地深入广大民间。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天主教并不太热忱，如徐光启、李之藻虽曾有意利用基督教义来“补儒易佛”，但热衷的是自然科学与科学方法，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徐光启在和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时，用“几何”来译“Geo”，可谓音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85]19世纪中叶以降，先以科技翻译为大宗，当时人们认为西方的优势来自科技和军事，须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同译书局叙例》云：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然欲变士，而学堂功课之书。靡得而读焉。……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86]

后来梁启超等欲以文学来改造群众，遂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兴盛，此情形一直维持到“五四”以及20世纪20、30年代，直至左翼译者很重视***主义理论的翻译，大体而言，文学作品的翻译占了主流。80年代除了文学翻译同样旺盛外[87]，社会科学翻译潮跟清末民初出现的翻译潮有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当时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就像晚清以翻译小说为‘开道之骅骝’，然后再自己创作小说一样，80年代翻译的目的，也是要借助翻译来介绍外国新思想，然后建立中国独特的思想框架及论述”，[88]1978年至1987年的10年间，社会科学类的翻译高达5000余种，相当于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总和的10倍，[89]其中

[85] 该译本中的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形线、角、直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也都由徐光启首次译定。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9年9月第一版，第466页。
[86] 曾载于《饮冰室文集》之二，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第52-54页。
[87] 文学作品翻译类，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丛书”及“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花城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选介丛书”、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广州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大师文丛”等。参见（香港）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9年12月第一版，第67-68页，注释59。
[88] 参见同上，第54页。
[89] 陈久仁（编），《中国学术译著总目纲要（1978-1987）·社会科学卷》，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1994年，第1页。 

参见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最出名的有：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清末以来先后多次的大规模译书计划中，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学部编译图书局、国立编译馆[90]、商务印书馆的编译研究所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等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往往不能按原计划执行；比如商务印书馆以极大的热忱和各界译者胼手胝足的奋斗，至2000年底已经印行了370多种[91]，再如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台湾的《新桥译丛》[92]等，这些译著所蕴含的思想财富与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和建构学术批评理论话语进程中的作用，如对中国当代哲学（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思想体系的初步建立之贡献，为学人所熟知。

中国建筑理论、创作和教学呼唤着一个系统性译介工作的开展。就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整体而论，由于建造传统的中断已然只剩下一些知识的“片断”而显得缺乏充分的理论可信度和实践解释力；国内建筑学界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声音者寥寥无几，几乎患了“集体失语症”，失语又加剧了被边缘化，而惟有对话才能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更可悲的是，劣币往往驱逐良币，短期功利蒙蔽了长远视野，销蚀了文化使命感，翻译工作在一些大学教师和学者眼里被边缘化了，视其为费力不讨好、甚至是退休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

诗人余光中云：

“大学教师申请升职等，规定不得提交翻译。这规定当然有理，可是千万教师里，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多，结果所提交论文往往东抄西袭，或改头换面，或移植器官，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其实踏踏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93]

也许我们需要持守的学术姿态首先应该是了解，然后才是理性的批判和选择，时至今日，了解仍然是中国建筑界所欠缺的，西方建筑学知识图像的中国呈现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模糊不清、扭曲变形的。弥补这一基础性的知识欠缺，需要做好翻译输入在内的基础工作，才能获取一幅较为完整的西方建筑学知识图像，逐步建立起对话的平台，奋进直至翻译输出，实现从单项输入到双向交流、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对话过程。在不易察觉和承认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也许会有人担心我们的建筑文化被西方殖民化，其实大可不必抱着文化抵触，因为它们并不是西方政治原则本身，况且我们的视点与作品是中国的，也即本土的。

此外，顶级建筑项目，如奥运场馆等设计一再旁落他人，国内建筑界怨声载道，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凡此种种，使我认同朱涛的观点：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学者，在信息极其封闭的状态下，宁愿将难以计数的心血和才智，耗费在构筑一些看似庞大、自以为是、却实际上没有坚实基础、鲜见独创内容的虚妄的学术‘体系’上去。这些努力，除了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史学术‘幻境’中增殖一些自我反射的虚幻镜像外，并没有起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94]

[90] “清季以来官办之编译事业，约可分为四时期……同文馆时代注重各项知识之介绍，而留意文字之学，制造局时代注重于国防应用书籍，图书局时代注重于教科书籍，国立编译馆时代则吸收西洋文化与整理固有文化并重是也。”参见郑鹤声，“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1944年，引自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合肥，1996年9月第一版，第682页。
[91] （德）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纽约，1936年，黎鸣、李书崇译，周纪荣、周琪校，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年9月第一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扉页。
[92] 台湾新光吴氏基金会与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93] 资料来源：http://fuzhigang.aa.61.fm/read/20897.htm
[94] 朱涛，“为什么我们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研究仍一片贫瘠？——评王受之的《世界现代建筑史》有感”，首次发表于 2001年11月17日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3&type=1001
“可悲的是，在其它领域中已硕果累累的基础工作，在当代建筑学界仍远未提上日程。王受之的《世界现代建筑史》一书仅提供了一个学术失败的教训，当然也从反面促使我明确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一项对西方现、当代建筑历史和建筑理论的持续、全面、系统、忠实的译介工作的展开，中国的建筑研究领域的贫瘠状态将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当代中国关于建筑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整个话语体系的建立将不得不指望于时间的无限延宕。”[95]

版本和版权

系统译介的选题和版本很重要，选题标准是：第一，经典，所谓经典是超越时空、族群、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晶，发自人性深处，是最高价值的永恒创作，而且常读常新，如意大利维尼奥拉（Jacomo Barozzio de Vignola，1507－1573年）的《五柱式规范》（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architettur）；第二，重要，所谓重要是做研究时离不开或绕不开、有多种语言译本或被他人反复引用者，如德国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年）的《建筑四元素》（Die vier Elemente der Baukunst）[96]；第三，深入浅出的综合性著作，这类书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杰出学者，他们提纲挈领式的叙述可以对读者有指引之功用，是关注西方建筑思想和学术动态的人所不能不读的，如威廉·柯蒂斯（Wiliam J. R. Curtis）的《自1900年起的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97]；第四，要注意到国家、语言、数量、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均衡。

上述四种划分也许并非无懈可击，例如重要和经典没有绝对的界限，今日之重要也许是明日之经典或黄花也未可知，但关键是：任何实践作品和理论文本的经典性首先是由其所表达的思想之时代特征和理论创造性价值所赋予的；其次是由其对学科的知识创新贡献所赋予的；再次，当其不能为我们提供原创思想时，至少剖析了他们经历的种种困惑。

版本选择标准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形下，第一手文献即母语版本上佳，转译版本次之；第二，名社，欧美和日本的一些著名出版社是好书的保证，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英国的费登出版社（Phaidon Press），日本的彰国社等。例如，维特鲁威（Vitruvius）之《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的一个中文版[98]——转译自森田庆一翻译的日语版：东京生活出版社，1943年；日语版系根据瓦伦蒂娜·罗丝（Valentin Rose）的拉丁语版翻译：Valentin Rose，《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Vitruvii 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99]，Teubner版本，德国莱比锡，1899年；该中文版本并根据一个英文版和意大利语的双语版本“逐句对照补译”[100]：弗兰克·格兰吉尔（Frank Granger），《维特鲁威论建筑》（Vitruvius on Architecture）[101]，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W. Heinemann），伦敦，1929年和1931年（这是一个频繁再版的版本）——笔者读后与其英文版本作比较，感觉“信”有所损。

由于经济与制度双重因素，大陆读者普遍无法接触原版书，因此对于译本的品质无法做“信”的比较和评论，只能从“达”“雅”两面观之，但是科技译作必先以“信”为根据，学术著作的翻译非专业领域的学者不能胜任，它对“信”有着近乎苛刻但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只有通晓外文的学者才能知道，一般读者则难以尽知。[102]

[95] 同上。
[96] 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建筑四元素》（Die vier Elemente der Baukunst. Ein Beitrag zur vergleichenden Baukunde），Brunswick，1851年；英文版，Fou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tings，Harry Mallgrave翻译与编辑，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年。
[97] 威廉·柯蒂斯（Wiliam J. R. Curtis），《自1900年起的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Phaidon Press，1982年第一版，1987年第2版，1996年第3版。
[98] 维特鲁威（Vitruvius），《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高履泰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6年6月第一版。
[99]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 Translated by Ronald Taylor, Elsie Callander & Antony Wood,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London, 1994. pp29. （本书中文版由王贵祥先生译，建筑工业出版社即将出版发行）。
[100] 同注释95，第7页，中文版译者前言。
[101] 同注释96。
[102] 最近阅读一本《库哈斯与学生对话录》（待查核）的中译本，译文质量低下，几不忍卒读。
书籍总是只有一个翻译授权，因此好书一旦被译坏，读者就不再有好译本可读，甚至摧毁读者进一步阅读原著的兴趣，造成的荼害将长期而绝对，也是对原著的不尊重。如原山等翻译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即属此列，硬伤比比皆是；原著作者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教授曾送我一本台湾版的译本，含蓄地表示了不满，他的《建构文化研究》（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MIT Press，1995年）中文版权的艰难引进与此有关（所幸2004年他已请王群先生翻译）。

翻译版权的争夺很伤资本，小社争不过大社，大社又消化不良，但出版社眼界不够，固然整体来看有很好的书入选，但也有些书品实在不必引进，出版社的一窝蜂抢进，又没有足够制作能力的话，带给读者的是伤害而非幸福。真正的建筑理论译著在出版界属于单薄品种，不是一个大众化的市场。现今全球态势以英语为主流，而中国并非英语系国家，翻译之于我们的国际信息交流乃至国民的知识追求与素养提升，更显得重要，科技翻译尤其如此。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日本有感于欧美科技的惊人进步，下定决心系统译介外国科学书籍，做得彻底而且持之以恒，是“明治维新”的一大成就；现在的丸善书店和彰国社在建筑类书的译介方面做得比较好，无论是编者极其用心的精良校勘还是排版、装帧等都值得国内同道学习。中外出版社都有“文字编辑”，为原著原稿作些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的、于内容毫发未损而文采增生的修润，他们对于语言文字的造诣，每每令人服善，但国外具规模的科技出版社都有“技术编辑”这样的编辑，扮演催生好书的关键角色，笔者在大陆还没能幸运地看到过起真正作用的技术编辑。

由于信息闭塞的缘故，太多人认不清楚书籍的定位，这里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说建筑类书籍的读者大多成熟，一方面又说太多人认不清楚这些建筑类书籍的定位，原因是建筑成了经济与国力发展之所系，成了全民运动，是脱贫致富的希望，是政绩的表现。而且中国并不是惟一的希望通过建筑来传达一种实力攀升讯号的国家，处于上升期的社会，总会产生一些在文化评论家看来所费不糜、甚至不惜血本与离经叛道的新设计和新建筑，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极端总是会带来走样——最轻微的，比如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了国家大剧院、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了CCTV新大楼之后，当前一些中国建筑师对于讲求形式与形式主义（Formalism）、手法主义（Mannerism）之间界限的理解愈发混乱，愈发厘不清建筑理念，很多竞标方案在形式上愈发离奇。从大局观之，不论哪个层次，最顶级的书才值得翻译，其他资源还是配置在本土人才的培养吧，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些。

由于国外建筑学原始文献庞杂，且分布离散，本人不揣简陋，将值得及早翻译的著作（文中已提及者略）列于此，失之偏颇和不当之处，请学人明示。

译者水准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把科技翻译做好？一般人认为翻译外文，那就外文要好，例如法文好就能翻译所有的法文文稿，其实不尽然。翻译的任务是在尽可能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条件下，实现语际的尽可能完善的意义转换，寻求尽可能准确的意义对等。双语之间意义的对应转换包括概念、形式、风格、形象和文化等多个层次、多个方位，并非平面的、单向的。语际的转换有语音层的转换，即音译；有语言文字形式上的直接“移植”，如拉丁文、法语、德语词语之移植于英语之中等。[103]语音层和文字形式的转换都是语际的表层转换，翻译关注的中心是意义层的对应转换，涉及从形式到内容、从语音到语义、从达意到传情、从语言到文化的语际转换。因此，如果一位外语专业博士水准的译者，不懂建筑学而要翻译建筑学文章，也一定错误百出，即便让其保留原文术语，也一样。这里强调的是，如果说文学作品能“感人”，那么科技论著需要“益智”，科技翻译要传达的是理念和技术，外文只是工具，而许多人可以达到科技翻译所需的语言门槛，但决胜点不在外文，在于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以及本国文字。科技翻译的成功要素，按重要次序：领域专业素养、中文程度、外文程度。

1. 领域专业素养即建筑学素养的关键性不言自明，外国建筑学著作中偏于思想类的文本部分，即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部分尤其仰赖于此。另外，科技翻译受两个民族（或国家）科技发展程度的影响，如果本国科技不发达，译者没有相当程度的领域知识，翻译高深的论著必然会有困难或不能胜任。有些译者对于自己不懂或没把握的部分干脆跳过不译，用平滑的语言将上下文不露痕迹地连缀起来，是不可取的。

[103] 陈光火主编，《电子翻译》，天津大学出版社，天津，2000年4月第一版，第2页。

2. 中文程度包括文字功底和文采。请注意指的是文字功底，不是文学程度，也不是国学程度。五四运动以降，中国人已经不用艰涩的文言文了，但很多人以为白话文好写，以为会讲话就会写白话文，其实不然。为什么有些文章读起来如沐春风，有些文章读起来佶屈聱牙甚至索然无趣呢？

有这么一种看法：“通俗的白话文是很难用‘雅’来衡量的，况且‘雅’的提法也不合理，要是原作本身就不‘雅’，又从哪里来‘雅’的译文呢？”一般说来，科技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后者的用词修辞要细细推敲，而前者的要求并不苛刻，正确、通顺、易懂的翻译更能保持科技著作着重客观事实与逻辑思维的特质。文采是一种抽象、难以量度的东西，若读者能在阅读时获得观念和技术以外的愉悦，被隽永的文字牵动了情绪（因拙劣而引起的愤怒与悲哀不算），这种文字可谓有文采。一个负责的译者深知文字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并因对自己所译作品的喜爱，在翻译时大抵都会很用心，比如文学界查良铮译普希金和雪莱，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等[104]，他们对于作品反复雕琢、润色以求得信、达、雅，文学作品的翻译决非简单的文字转换，它注重形象思维，讲究语言上的形象和表达上的生动，其中的“雅”强调修辞和保持原作风格，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再创造；科技翻译讲究语言上的规范、表达上的妥切、合理与正确地使用必要的修辞，其中的“雅”则是简练明快、清晰流畅，以“出类拔萃”为标尺，则建筑学译者需具备文采。

3. 关于外文程度。外文程度列于第三要素，其意思并非外文程度不重要，而是，科技翻译者大多没有受过正统学院翻译训练，没有任何翻译理论，却因此没有任何包袱与束缚；科技翻译相对于文学和哲学翻译的外文门槛较低；外国人不会把科技文章当成欧美文学来写。译者之所以看懂技术内容，不在于其外文程度，而在于其领域专业素养，面对复杂的句型，具备领域专业的译者可以推敲个***不离十，而且通常正确，缺乏领域专业的译者则只能猜测想像，而且结果往往不够精准，甚至完全错误。“精准”非常重要，让读者迷失在模糊的文句中，是一个科技译者（或作者）不可原谅的过失，要让译文在技术上精准，靠的是领域专业素养，不完全是外文程度。

“外==>中”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外文重要还是中文重要？窃以为，一个中文90外文70的人，和一个外文90中文70的人，前者更佳；“中==>外”翻译则相反，尤其在翻译思想类的文本时，对于外文程度的依赖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般情形下，非母语背景极难胜任。在这个意义上，中英文俱佳的梁思成先生在抗战期间写成的英文原著《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Chinese Architecture[105]），无论内容，抑或诸多中文术语的英文对译（书尾尚列有《技术术语一览表》），其开创性都弥足珍贵，更遑论他在科技输出的层面为国家赢得的体面和尊严。

操作和建议

第一，原著的选择要尊重知识产权和版权，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和惯例行事。

第二，编译的慎重。每一本建筑译著的编译都应该有一篇详尽的导言，说明该书的价值和其在专业内的历史脉络，在必要的地方，译者并加上注释，使读者甚至可以不依赖任何参考工具也能完整地了解全书的意义。国内很多重要的建筑类译著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质量不高甚至完全不译，有悖于国际学术惯例，即重要学术著作或文献应采取全译、在必要之处保留原著文本的形式。因为原著详尽列出的引文、注释和

[104]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待校核），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序，（补出版社）。
[105] 梁思成英文原著，Liang Ssu-Ch’eng, A Pictorial History Chinese Architecture, edited by Wilma Fairban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Chinese Architecture），英汉双语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1年；《图像中国建筑史：汉英双语版》（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 A Bilingual Edition），（美）费慰梅（Wilma Fairbank）编，梁从诫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1月；《图像中国建筑史：关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演变的研究》（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Types），梁从诫译，三联书店（香港）公司，香港，2001年。
参考文献是对被引用原著知识产权的尊重、不掠人之美的学术道德规范和治学脉络的体现，同时方便读者在对其引注产生兴趣或疑问时翻寻原始文本。例如Hanno-Walter Kruft（德国，1938-1993）所著《建筑理论的历史：从古至今》（Geschichte der Architectur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106]），一方面对于西方建筑理论历史作研究，带着清醒的问题意识，明白此问题的意义所在，一方面进行了细致缜密的各种文本解读，并力求从各种文本内部伸展到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通过这样的历史个案研究，检验、质疑既有的理论论断或建筑理论史叙述；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沿着这条思路写成，读其文，如被作者引入资料密林，蜿蜒曲折，处处都是按照逻辑依次展开的文本引证，而这些文本，对一般读者和国内学者也常常是陌生的，可以想见作者用功之深，实在是多年青灯黄卷辛苦所得。

第三，出色的译者。每一部专门的著作都可请领域内受有严格训练的学者来翻译，如此，才能保证译者对原著的基本理解没有偏差的危险，对于专业术语和名词的中文对译也能够斟酌尽善。其中还隐含着一个译者群的梯队培养问题，挑一些喜爱翻译的年轻一代的学人，他们是中国在吸收西方学术方面的新希望，愈快培养愈好；翻译是科研的一个组成部分，建议国内有能力的高校应高瞻远瞩，与科技外语专业（或系、学院）联合设置建筑学方向的科技翻译硕士点，培养建筑学翻译人才。另外，通过前人的劳动、时代和学科的进步，译者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会随之提高，译本也有更新换代的问题，任何开创性的东西，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如果没有前人的翻译成果，也就不会有后来个别重译本的质量，更完美的译本，要靠后来者去创造。当然，重译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有前人的译本可参照，不论在理解和表达上均可有所借鉴；不利的是前人恰到好处的译文难以改进，若为显示与前人不同而硬作新译，则反而会弄巧成拙；若沿用前人译文，又有抄袭之嫌，重译者会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以当前两岸的建筑学著作译介现状，谈论重译甚至将中国建筑学者的成果翻译给国际学术界似乎为时尚早。再者，国内译著价格上涨得很快，但给译者却还只是每千字30-50元，这样的价钱对于翻译人才的培育不利。

第四，译著还涉及众多建筑师的姓名、作品问题，应提供一个汇总的外、中文人名翻译对照索引和保留原文索引，便于检索，比较方便的是作边码。[107]

第五，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多语种互译的可能性，翻译的语种文本选择面可以更广，从前需要来回查阅的一些难点现在也许可以方便地迎刃而解（当然这归根到底必须仰赖于译者的学术水平），转译带来的信息损失可以降低。

第六，有一些译本以单行本发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第七，就建筑学翻译的广度而言，随着建筑学学科信息量的激增和从业人员外语水平的提高，一些建筑学前沿学术动态论文和文献可以采用摘译、编译和综述等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指的系统翻译，在操作上并不是由一家出版社把一群译者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有计划的翻译策划之中就万事大吉。可以采用主编负责制，并把丛书分散给几家出版社出版，避免一家出版社对主编施加压力的情形出现，李泽厚在主编“美学译文丛书”时即采用该模式，也可以籍此形成良性竞争，惠及读者，在更深的人文关怀层面则惠及国家的科技水平。

参考文献

1. Kruft Hanno-Walter.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 1985 (tr. Taylor A., Callander E. & Wood A., Zwemmer, London, and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1994)

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Saussure F. de）、沙·巴利、阿·薛施蔼编，阿·里德林格合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 Harris R., Duckworth. New York, 1960），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11月第一版。

3. 朱涛，“为什么我们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研究仍一片贫瘠？——评王受之的《世界现代建筑史》有感”，首次发表于 2001年11月17日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3&type=1001

[106] 英译本，Kruft H.-W.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 1985 (tr. Taylor A., Callander E. & Wood A., Zwemmer, London, and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1994)。中译本，《建筑理论的历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王贵祥翻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5年即将出版。
[107] 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等在这方面做得较好。